倪传斌：做好当下的事，做最好的自己

 

为传播校友事迹, 传承外院精神，校友工作办公室将深入采访各行各业的优秀外院校友，通过聆听校友们的讲述，回顾学院发展的点点滴滴，记录校友们青葱的校园记忆，分享校友们在各行各业的经历与感悟，与校友们共同祝福交大外院，共同传承“交古通今，学贯中西”之精神，许下未来之约。专访传播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校友会及学院官网、学院公众号和学院微信群。

 

校友介绍

 

倪传斌，男，湖北荆州人。2001年3月至2004年4月于上海交通大学内部绝密信封料39攻读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师范大学内部绝密信封料39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楚天学者”和“巴渝学者”兼职教授，兼任中国语言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和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第二语言加工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曾获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2015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2014年），在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心理学报》和《当代语言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37篇（第一作者75篇），独立出版学术专著3部、合著1部、出版教材2部，发表译文27篇（约20万字）,主持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3项，现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1项。

 

个人履历

 

1982年就读于武汉医学院荆州分院临床医学专业；1985年被学校派往江汉石油学院英语师资班学习；1988年7月－2001年3月在长江大学医学院工作，历任医学英语助教、讲师（1993）和副教授（1998）。其间，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科技英语系攻读专门用途英语（医学英语）硕士学位（1990－1993）。2001年3月－2004年4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内部绝密信封料39攻读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2004年9月－2006年6月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并晋升为教授（2006）；2006年7月－至今在南京师范大学内部绝密信封料39工作。

 

 

采访内容：

 

问：为什么选择在交大外院读博？她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在踏入交大校园之前，您对她有着怎样的憧憬？

倪：我在1993年硕士毕业之后，回到位于湖北荆州的长江大学医学院，从事医学英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前，曾在《中级医刊》《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国外医学：医学地理分册》《国外医学：运动医学分册》《国外医学：妇幼保健分册》等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摘译。基于摘译实践的感悟，随后在《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科技翻译》《语言与翻译》等期刊上，发表了一些期刊论文。在取得这些成绩后，很快就感觉到了我的翻译实践与研究进入了瓶颈期。这是因为基于医学文本的摘译实践，已不再具有挑战性；与此同时，基于翻译技巧的研究论文发表，亦越来越难。在与我的硕士导师，国内医学英语的开创者邵循道教授，深入交流后，邵老师推荐我报考上海交通大学内部绝密信封料39。

 

为了报考交大外院博士的事，邵老师特地从美国给我打来昂贵的越洋电话。我清楚地记得，他推荐的理由如下：

 

（1）交大培养了钱学森（1911-2009）、吴文俊（1919-2017）、李叔同（1880-1942）、傅雷（1908-1966）等知名校友。在他们曾伏案学习过的图书馆和教室里，可感悟这些伟人励志的精神；

（2）交大外院在专门用途英语研究上，拥有一支具有国际领先优势的研究团队。该团队成员有张彦斌教授、杨惠中教授、王同顺教授等国际知名的学者；

（3）交大外院在国内建立了第一个科技英语的大型标准语料库——上海交大科技英语语料库（JDEST：JiaoDa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在杨惠中教授的带领下，培养了卫乃兴、李文中和濮建中等我国外语界首批致力于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青年学者；

（4）交大外院在大学外语教学研究，尤其是大学英语教材编写上，独树一帜，如：杨惠中教授主编的《大学核心英语》、郑树棠教授主编的《新视野大学英语》等在国内大学英语教学领域的应用，已独占鳌头。

（5）交大外院在外语测试研究与实践上，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合作，具有独特的优势，如：杨惠中教授、金艳教授和罗鹏教授参与主办的“英语水平考试（EPT：English Proficiency Test）”和主办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CET-4 & -6：College English Test Band 4 & 6）。

 

邵老师还特意强调：我如果能到交大外院攻读博士学位，就可以利用一段的时间，认真学习专门用途英语相关的研究理论和技术。毕业后，可为推动我国医学英语的发展做出贡献。

 

在邵老师的竭力推荐下，带着对专门用途外语研究、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外语教学研究和测试学研究的憧憬，我有幸于2001年春季，正式进入交大外院攻读博士学位。

 

问：请简要回顾下您在交大外院三年的求学生涯，当年您选择走上学术道路的初心是什么？在交大的这段求学经历对您有着怎样的影响？

倪：大学毕业时，在医学上，我取得了行医执照，具备当医生的资格；在英语教学上，完成了系统的外语知识和教学知识的学习，取得了高校教师资格证，可当一名合格的高校英语教师。当年选择走上学术道理的初心，非常简单，只想好好融合自己的医学与英语知识背景。如果真能把两者融合起来，理论上讲，发展空间更为广阔。

 

带着从事学术研究的初心，带着推动医学英语研究的憧憬，我有幸在交大度过了人生最多姿多彩的时光。回想起来，在交大外院求学的三年，既有起步时的迷茫，也有过程中的痛苦，更有命运垂青后的喜悦。

 

如果把自己比作一条小鱼，初到交大的我，真切体会到了从小溪游到大海后的迷茫。来交大之前，我享受着硕士导师在医学领域给予的全方位庇护，充分利用自己医学和英语的双重背景优势，在医学英语翻译实践和研究领域，如鱼得水，很快就取得了同龄人难以超越的成绩。到了交大之后，见到了只有在报纸、期刊和电视上才能读到或看到的学者真人，如：张彦斌教授、杨惠中教授、郑树棠教授、俞理明教授、王同顺教授、周国强教授等，感受到了这些大师们治学严谨的风范；也见到了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李文中、卫乃兴、金艳、罗鹏和雷秀云等学长，惊叹于他们身上折射出来经过系统训练后过硬的学术素养。很快，我就意识到：即使在伟人们的激励下、在大师们的指导下，以学长们为榜样，充分有效地利用读博三年的时光，也难以达到入学前预定的目标。正是我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条件与预定目标的巨大差距，让我这条刚游进大海的小鱼，立即迷失了方向，变得迷茫起来。

 

如果把自己看成一只蝴蝶，在交大求学的三年，让我体会到了“化蝶”过程中“蜕变”的痛苦。对于我来说，在交大学习过程中的痛苦，主要源于自身学习与学术习惯与交大博士培养方式之间的矛盾。仅从个人视角，我将交大外院博士培养的方式归纳为“强基础、高要求和缓发表”等特征。

 

（1）强基础。我在大学接受英语的培养方式，与国内当时大多数英语专业的培养模式完全不同。我上的是江汉石油学院的英语师资班。当时的江汉石油学院，依托石油部的经费支撑，上课的老师绝大部分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外籍教师。我们除了《精读》、《语法》和《听力》等课程由中国老师主讲外，其他课程均由外籍教师担任。我们当时与外籍教师就像朋友一样相处，骑自行车逛街、外出游玩和到外籍教师家一起做饭。当时的外籍教师上课，对口语和书面语的要求，没有中国教师严格。故我的口语具有浓郁的湖北韵味；书面语也会偶尔出现文法错误。而我对这些，全然不知。因为我每个学期都被外籍教师评定为：他们从未见过英文如此优秀的中国人。的确，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他们见过英语说得非常好的中国人，估计就是我们这样一批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学生了。

 

于是，带着盲目的自信，我参加并通过了交大外院博士的笔试和面试。外院考虑到我的情况特殊，专门聘请了外籍教师，每周五下午在徐汇校区给我单独纠正发音和规范书面语写作。这一做法，让自信满满的我，既尴尬，也痛苦。第一次上课，我就告诉外籍教师：我的口语和写作，都是外籍教师教的。我记得，交大的外籍老师会心一笑后，告诉了学院让他给我上课的初衷：一旦毕业，就代表着交大外院毕业生的形象。我们是交大，是交大外院，不能不严格。交大的外籍教师上课，与十多年前我接触到的外籍教师相比，强度大了10倍。上课前，我需要准备大量的书面语和口语作业的材料。上课时，需要不断回答和讲解各种问题，纠正各种习惯性的发音。等到坐上返回闵行的校车，我才充分体会到魔鬼训练后的筋疲力尽：在车上，我竟然从来没有醒着看过沿途的风景。而且每次到了闵行校区，都是被司机叫醒。甚至还有一次，醒来后，在黑暗中我隐约看到了室内车库的水泥墙。这是因为司机忘了叫醒酣睡的我，校车已停入车库。

 

（2）高要求。交大外院对博士的要求非常高，这是我在入学前，我的硕士导师在与杨惠中老师交流后，就曾告诫过我。可是，我只知道要求高，但不知道要求如此之高。以杨惠中老师为我们开设的《语言学名著选读》为例。杨老师在上课前，让我们自己挑选了10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并让我们在一学期内撰写10份独立的读书报告。其中，索绪尔、乔姆斯基、布龙菲尔德和韩礼德等为必选语言学家。我清楚地记得，在基于每一位语言学家的贡献梳理而撰写读书报告时，杨老师的要求是：1）不允许写成期刊发表的综述，因为视角太专，会限制今后知识的拓展；2）关于每一位语言学家的读书报告，一定要系统和全面。要达到“其他读者读完我们的读书报告，就可全面了解这一语言学家全部思想，不用再读其他书籍”的水平；3）完成读书笔记后，我们应该以这一语言学家研究领域顶级的专家身份，参与同行交流。诚然，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均没有达到这一要求。这些标准告诫我：学无止境，博士毕业后仍要反复研读语言学名著。

 

（3）缓发表。读博前，我已具有发表论文的经验。刚读博时，随着读书越来越多，撰写论文的灵感也不断闪现。进而，撰写期刊论文的冲动，就越来越难以抑制。这时，指导我的杨惠中老师规定，只能撰写不可用于发表的读书笔记。此外，每周一次在徐汇办公室单独授课时，杨老师都会特意强调：“我知道你会写论文，但你必须把语言学的基础打扎实后，才能撰写和发表期刊论文。如果现在着急发文章，基础没有打扎实。以后，你只能当一个三流的学者”。想到好的点子，对于跃跃欲试的我，却不能付诸于文章。我的确非常压抑，几乎要憋出内伤。但这些看似严苛的治学态度为我日后学术研究的严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在交大外院的三年，虽然经历了起步时的迷茫和忍受着过程中的痛苦，但也感受到了命运垂青后的喜悦。能在交大外院读博，本身就是一件让我喜出外望的事。比到交大读博还高兴的是：在全国当时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三驾马车”中，我得到了两位老师的指导。当时的“三驾马车”由上海交通大学的杨惠中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王德春教授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桂诗春教授组成。在博一和博二，我跟随杨惠中教授学习；在博三，因为王德春老师从上海外国语大学退休后，在交大国际教育学院担任兼职博导，我有幸转到他的门下继续读博。一个学生能师从于“三驾马车”中一位大师已然足够幸运了，而我在博士阶段能先后跟随两位大师学习，应该是最最幸运的了。如此幸运的人，目前估计也只有我一位了吧？

 

交大外院三年的求学经历对我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彻底的，也是贯穿一生的。归纳起来，对比读博前和毕业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静”。这是经历迷茫和痛苦后，让人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静”。

 

是的，博士毕业后，家人、同学和朋友们都发现我突然变得安静了。他们都感叹：让人激动和兴奋很容易，而让一个人安静下来，却很难，特别是我这种经过外籍教师培养多年，性格颇具西方人“直率”特色的人。而交大外院三年的读博经历，真的让我这么一位平时爱激动的人，变得安静了。那种读博前常常涌现出来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心态，突然安静下来了。我在研读文献时，对于一闪而过的灵感，再也不会急于撰写成论文，而是静下心来，仔细思考灵感的来源、特点以及发表后的价值。我在撰写完一篇得意的期刊论文后，不再急于投稿，而是放置一周，再以陌生读者的身份研读自己的论文；我在学术会议上，再也不会没等辩方说完就开始硬杠，而是经过仔细思考后才将我的观点娓娓道来。我在完成一项研究课题后，再也不匆忙投入下一个项目的申报，而是仔细梳理文献和构建理论框架，等到研究课题可以出版一本自己满意的学术专著了，才考虑进入下一项目的申报。

 

问：现在交大校园里博士阶段的交换交流项目、学术会议纷繁多彩，层出不穷的跨学科合作和跨学院的科研合作让人应接不暇。但是每位同学的精力是有限的，您认为在当下就业环境内，是应该在读博时期集中精力在精进本专业学业、专注磨炼本专业的学术素养，还是在学有余力的基础上交出一份绚丽的学术交流及学生干部经历满满的履历书更能应对多变的就业形势呢？

倪：因为“代间迭代”的速度太快，现在普遍为90后的博士学弟学妹们与年近40才读博的我相比，他们的起步更早、起点也更高。此外，他们更聪明、见识更广、能力也更强。我20多年前的经验和教训，很可能不适合现代的年轻人，极有可能误导大家。故仅以我和我同学的经历为例，谈一谈自己对化解专业学习与其他事务的矛盾冲突时，对“度”把握的感悟，供学弟学妹们参考。

 

我的家庭条件不算太好，但我很幸运。我的父母和夫人，都非常支持我读博。特别是我夫人，在读博时，让我带走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她可能是考虑到我的天赋较弱，加之硕士阶段语言学知识单薄，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学习。她在我读博前就与我分好了工：她负责带孩子和挣钱养家。而我负责专心学习，争取早点毕业。于是，我读博期间的专业学习与其他事务的矛盾冲突，其处理方式就变得非常简单：一心一意读书。的确，我在读博期间，没有任何兼职。而对于学生干部的任职，我也是到了博二下学期，在已经完成了两篇高级别小论文发表和大论文数据已经采集完成的前提下，才担任研究生党支部书记一职，才开始为研究生们服务。

 

我的一位同学虽然没有我幸运，但是他理性地兼顾了专业学习和家庭重担。他父母在农村，虽然食物可以自给自足，但每个月需要他提供一定数额的现金补贴。他的夫人还在上学，因为专业限制，也需要他给予一定的补贴。这位同学告诉我：在上海，在交大，只要愿意辛苦，完全可以致富，因为学外语的，在上海挣钱太容易了。但他每周只在外兼职一天，以确保自己和家人基本生活的开支。对于面对诱惑而如此有定力，且“度”把握的如此好的同学，在毕业后，获得学术上的成功，是可以预期的。目前，该同学虽然比我小10岁，其积累的学术成果，已远比我多得多了。

 

对于专业学习与其他事务矛盾冲突的化解，我的理解是：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学习能力不同，虽难以一概而论，但我们只要把握好“度”，量力而行即可。

 

问：现在回想起来大学生活是否有什么最怀念或者深感遗憾之事吗？

倪：回想起交大的生活，值得怀念的事太多、太多。其中，最值得我怀念的是：QQ约饭。

我读博时，没有微信，只有QQ。苦闷的学习中，最让我期盼的就是中午和晚上的QQ约饭。到了饭点，大家在QQ上留言，相约到食堂吃饭，人数不限，餐厅不固定。我们往往会从不同的地方（当时交大外院的博士，分散在博士公寓、蓁蓁楼等宿舍）到某个餐厅聚会。我们各自买好饭菜，挤在一张饭桌上，畅谈自己的选题、课题设计、研究方法等。我们同学的博士论文，从选题到成稿，其思路几乎都是在饭桌上完成。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交大读博期间，我参加QQ约饭时，不太讲究仪表。只要天气不是太热，都会穿一件褐色的棉袄。这件棉袄，现在仍是我办公室的工作服（此时此刻也穿着）。虽然好多白色的棉絮已经开始外露，但我一直舍不得扔。因为只有穿上它，才有在交大读博时因“QQ约饭”而获得的才思泉涌。更有趣的是，只要交大师弟师妹们到我现在工作单位拜访，我一定会穿上这件他们熟悉的棉袄，与之合影留念，并把照片发到交大外院博士校友群，让大家分享我们见面时的喜悦，也让其他同学回忆一下在交大曾经度过的美好时光。

 

当然，交大的学生生活，也留下了许多遗憾。让我最遗憾的是：交大校园的秀美，只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却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回忆的照片。我第一次走进交大，正值春季。从思源门走进校园，映入眼帘的是飞鹰雕像前小广场上悠闲觅食的和平鸽；沁入心扉的是草坪修整后弥漫在空气中的青草芳香；引领到宿舍楼的是大路两旁盛开的樱花和路边叫不出名称却珍奇斗艳的花草。这一美景，既衬托了我有幸进入交大学习的欣喜，也伴随我度过了迷茫和痛苦的三年时光。

 

没有留下照片，主要是因为当时学习太忙。在博一和博二阶段，奔波于徐汇和闵行校区之间，忙于练习口语、练习写作，忙于撰写课程论文和读书报告；在博三转到王德春老师门下后，奔波的距离更远了，从闵行到王老师上外附近的家，我几乎要从西南到东北，穿过整个上海市。此外，我当时也没有像现在举起手机就可留下照片的设备。等到毕业之后，每次看到校友们发的照片，特别是关于交大植物的照片，遗憾之感才与日俱增。

 

据报道，交大校园里按照科学方式进行标牌记录展示的观赏植物有81科、262属、近500种。而我通过交大校友们发的帖子，对照当年的印象，我也只能回忆起几种为数不多的路边植物：能在春天怒放且品种齐全的各种樱花、曾霸占蓁蓁楼以东全部荒地的“加拿大一枝黄花”、享有交大校花盛名却带奇特联想的石楠花、名字听着很坏却是名贵中药材的木贼、长得矮小且结构简单的葫芦藓、粗壮且生长在树上的杯盖阴石蕨、名字很土却遍地都是的井栏边草、形态柔美却攀援而生的海金沙、虽属于蕨类但长得却与众不同、娇小可爱的瓶尔小草。

 

不得不说，没有留下交大校园美景照片是一种遗憾，没有与衬托美景的植物合影是我终生的遗憾。因为这些植物的前辈或前辈的前辈，在当年，曾经伴随我度过了难忘的三年学生生活。而现在，即使返校与之合影，也失去了当年的韵味。这一遗憾，已无法弥补。

 

问：谈到学术研究，尤其是文科的基础研究，往往不是短时间内就能一蹴而就的，而且可能一路上也许没有鲜花和掌声。对于刚开始步入研究之路的人来说，要怎样克服这种艰辛和困难？您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简单分享下您这么多年职业生涯的心得、职业成长及就业经验吗？

倪：是的，外国语言文学的科研，作为文科的基础研究之一，不能一蹴而就。一路上只有艰辛与困难，不可能是鲜花和掌声。如果换一个视角看，艰辛与困难，对于每一个从事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人，其程度都大致相等。一般说，能考上交大外院博士的人，已经过严格挑选，其学习能力和科研能力相差无几。这时，要能在学术上脱颖而出，就没有技巧和诀窍可言了。如果要我就克服学术研究上的艰辛和困难，谈一点心得，我觉得可能是：坚韧性。

 

据美国滨州大学心理学系Angela Duckworth的研究报道，预测一个人的成功，不是智商，不是情商，不是家境，更不是考试成绩，而是坚忍不拔的心理坚韧性。

 

对于坚韧性的培养，让我想到了我国一位知名作家在访谈录中讲的一个小故事，特与大家分享：这位作家的外婆，当年一直是河南家乡割麦子的“第一镰”（割麦子最快的人）。他百思不得其解。一个裹脚女人，身材不高大，身体也不强壮。为什么在与男性一起割一亩麦子时，她割的一垅，总是遥遥领先？后来，他外婆告诉他：没有特异的技巧和诀窍。就是别人弯腰割麦子时，过不了几分钟，腰酸腿疼。忍不住就要抬头和直腰休息一下。而她从不抬头，从不直腰，她一直忍着抵达终点。这就是所谓的技巧和诀窍！

 

刚参加工作的博士毕业生，大家智力相当，背景知识相当。这时，就看谁的坚韧性更好，谁能持之以恒，谁就有机会胜出。

 

我博士刚毕业时，已年近40。摆在我面前的困难太多了。在生活上，父母年岁已高，父亲身体不好，母亲每周都要两次透析。寒暑假，我不得不回湖北老家照顾他们；我自己的小家，因为我读博时，没有一分钱的积蓄。购房和孩子上学的经济压力非常大。工作上，我属于引进的“人才”，要开辟新的方向。从本科到博士的教学，全部是新课。此外，工作单位正值上升期，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二级博士点、外国语言文学一级硕士点、一级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优势学科、教育部的学科评估和每年各个研究所的年报表，都得我填报。最糟糕的是，我签订的是十年合同。所列条款，就凭“十年内完成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条，我就是不吃不喝，不照顾父母，不管自己的小家，不上新课，不填报所有的学科材料，也无法完成。

 

为了协调并完成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任务，我每天只好比别人早起2小时。早起2小时，每天多出来的相对时间就不止2小时，而是好几个小时。这是因为我5点起床，一路畅通，5：30就到了实验室。与7点起床、通常需要8：30才能到实验室相比，至少节约出来了1小时。加之提前的2小时，我一天就多出了3小时。而且，从5点半工作到8点半，整个实验楼都非常安静，工作效率又比8：30以后要高得多。此外，每个寒暑假，我趁学科材料填报任务少，赶紧回老家，照顾需要透析的母亲和年迈的父亲。这样，在寒暑假，除了照顾父母，还拥有整片可自己支配的时间。在我母亲离开之前的6年里，我所有的论文都是在她的病床边完成，而且她还是我论文第一位虔诚的读者。

 

十年，弹指一挥间。我靠着自己的坚韧性，一步一个脚印，扛着身上的各种任务，提前两年完成了当时自己觉得无法完成的十年合同。此外，我工作的单位还获得了外国语言文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点、外国语言文学一级硕士点、一级博士点、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江苏省优势学科。在第二和三次教育部学科评估中，我们均获得了外国语言文学第7名的好成绩。特别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建立的神经认知语言学实验室，已经获得了近千万的资助。我们的团队也由当初单枪匹马的我一人，发展成为了近10人，且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研究队伍。

 

我记得，我们有位博士在一次交大外院博士的聚会上说得非常好：我们如果要躺平，就不要读博；如果想躺平，就不要在交大外院读博。如果有幸考上了交大外院的博士，还毕业了，就要对得起自己的付出和对得起“交大外院博士”的称号。不然，我们本可在一开始就躺平，舒舒服服度过余生。是的，这位博士说出了我的心声。正是“交大外院博士”的荣誉称号，赋予了我坚韧的毅力，激励着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研究选题。

 

问：众所周知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是以发表论文、科研项目为主，除了从内在出发去寻找动力之外，如果从外在，比如说从高校或者整个社会的评价机制来看，应该怎样鼓励更多的青年人从事基础研究？

倪：自从我博士毕业参加工作以来，曾负责过单位的科研管理和学科建设工作。对于科研评价，我兼有双重身份。既是科研和学科的管理者—裁判，也是科研和学科发展的被考核者—运动员。作为裁判，面对不同语种、不同学历背景、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要用一把尺子来考核，的确不公平。如果不用相似的尺子考核，又没有可比性。这对于裁判来说，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作为运动员，我希望有更大的自主空间，不愿意每年接受严苛的考核。由此看来，裁判员与运动员的矛盾，似乎不可调和。

 

其实，设立裁判员的初衷，是为了让运动员更好地发挥运动技能，在相对公平的条件下取得好成绩。目前，我们的评价机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就我看来，无论怎么修改，做基础研究，做对外国语言文学发展有推动力的研究，永远是我们未来研究的主旋律。如果从这一视角来看待论文的发表和科研项目的立项，我们自己的心态就发生很大的变化。

 

作为运动员，我们可以把撰写论文和填写项目申报书看成是我们科研和学术上的试金石。如果论文发表了，项目立项了，说明我们的论文和申请的项目，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值得高兴。如果没有，多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并多研读论文和项目申报书的修改意见。按常理，在论文发表和项目申报的过程中，一般会提供匿名审稿专家和项目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无论是匿名审稿专家，还是项目评审专家，大多是我们研究领域内学术水平较为突出的学者。虽然没有见面，但有机会与高手过招，也是博士毕业后，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其实，我自己感觉，博士毕业后的学术水平的提升，很大部分来自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每次修改和撰写“修改意见的说明”时，我都觉得自己学术水平在迅速提升。如果不是期刊发文和匿名审稿专家耐心指导，我不可能会有连续不断的论文发表。因此，我在担任国内外期刊的审稿专家时，都会尽可能提供更多的审稿意见。即使想拒稿，也会提出修改意见，因为作者还要投寄给其他期刊。

 

如果我们把评价机制看成是科研的试金石，看成是外语教学中的练习，我们也就没有这么多的负面情绪了。从基础做起，通过发文章和做课题了解自己的不足，锻炼自己的能力。争取将“取得成果”的正向作用，与“学术发展能力”的提升，形成正性的互动关系。

 

问：目前就业形势依然很严峻，能否为在校学弟学妹们提供职业发展规划的方向？

倪：鉴于前面所述的“代间迭代”，我真的不敢指导学弟学妹们规划职业发展的方向。对于就业形式的严峻性，我仅谈两点想法。

 

一是就业恐惧和折磨，可能成为常态。我硕士毕业时，只要说我是“邵循道老师的关门弟子”，几乎从卫生部到国内绝大部分医学院，都可以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因为邵老师是卫生系统最著名的医学英语专家之一。在当时，只要是医学院毕业的人，都使用过我导师编写的英语教材。而且，当时的教材，就直接以我的导师名字命名。在我读博前，因为高校扩招，我以硕士的身份，也可在上海绝大部分高校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等我博士毕业时，在上海高校找到一份工作，已经比较困难了。我记得2004年博士毕业前，到上海体育馆内的高校招聘会上投送简历时，好不容易从人山人海的人群中，挤到了上海一所读博前拟录用我的学校摊位前，当我要递交简历时，对方直接拒绝。原因是，他们只招收北外和上外的博士。真是时过境迁啊！三年前，他们急于让我和我夫人上班，不但提供住房，还安排孩子上学。而三年后，居然连简历都不接受。这就是外语行业就业的严峻性。

 

二是依托强大的母院，我们仍可以找到工作。虽然外语专业的寒冬到了，师弟师妹们的就业形势会越来越严峻。但我坚信一点：只要与时俱进，提前做好准备，我们交大外院的博士，找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仍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母院的学科发展越来越好，在学科评估中，已经进入非常好的序位。外院专业排名前几位高校培养的博士，在外语人才就业市场的相对优势，不言而喻。

 

问：您认为交大外院学子应该如何选择人生道路；在国内外局势日趋复杂的当下，如何能把自己的选择融入时代的发展中，投身于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

倪：是的，国内外局势日趋复杂。对于我们融入时代的人生道路选择，我虽然谈不出高大的理想和设立宏伟的人生目标，但我觉得，在投身于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前，一定要量力而行，一定要先确保自己具备服务国家和人民的条件和能力。

 

每次坐飞机，起飞前空乘人员的安全培训都会教育我：在遇到紧急情况，请务必先自己带好氧气面罩，然后再协助身边的小孩和老人。同理，我们选择人生道路，也应该先确保自己具备服务国家和人民的条件和能力。具体讲，我们只有自己完成了博士的学业，拥有了完整的专业知识，掌握了系统的研究方法，具备独立开展科研的能力，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毕业后，还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具备强健的身体，才能确保自己有能力和体力胜任需要面对的工作，才能更好地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我的感悟是：做好当下的事，做好眼前的事，做最好的自己。

 

问：在母校度过的时光、遇见的人总是令人一生难忘。请问您觉得，在母校锻炼的何种能力对您日后的工作生活带来的影响最大，甚至可以说是受用一生？

倪：在交大度过了我人生最美好时光，也遇见太多、太多，让我难忘、需要感恩的人：给我传授知识的老师们；帮我解决生活和学习困难的教辅人员们；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学习经验的学长们；就我的选题、设计和研究方法，从不同视角提供真知灼见的博士同学们。在他们当中，内部绝密信封料39党委副书记张红梅、兼任我们研究生辅导员的李霞老师、教务员雍俐萍老师、图书资料室的费明老师，虽多年未见，我仍记忆犹新，心存感激。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也是给我教学和科研带来影响最大，甚至可以说，所传授的思想和理念让我受用一生，也是我需要特别感恩的人，是杨惠中老师。

 

我无论是在电视中，还是在期刊文献的阅读中，或是在同学的聊天中，每次听见或看见杨老师的名字，我脑海里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笔下的藤野先生。我记得：藤野先生的那张照片，鲁迅一直挂在他家中的东墙上。我还记得：“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鲁迅便勇气大增，“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我无论是在给朋友发微信，还是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帖子；无论是在撰写论文，还是在填写申报书；无论是在上课，还是在大会发言或学术讲座；只要是使用语言，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无论是口语，还是笔语，我脑海里都会浮现出杨老师手中那把无形的“戒尺”。为什么会把杨老师对研究严苛的要求与“戒尺”联想起来？这得从我家小时候的裁缝说起。文革期间，我父母都下放到了农村。当时，所有的新衣是把熟悉的裁缝接到家里缝制。这位裁缝在方圆几十里都享有盛名。她的手艺好，而且带的徒弟水平都很高。据我观察，这位裁缝与我父母聊天时，她的几位徒弟在一旁静静地给她打下手：钉扣子、绞边和绞扣眼。这些活费力费时，全靠手工。这位师傅，自己谈笑风生，手里却拿着戒尺。在聊天兴奋之余，会不断敲打手脚慢的徒弟。她边打边吆喝。先吆喝一下“手慢”！接着打一下。再吆喝一下“手慢”！再打一下。她的理念是：裁缝的手，就要一针赶一针。一旦手慢下来，就会慢一辈子。

 

杨老师虽然只指导我两年，只给我讲授《语言学名著选读》《语料库语言学》和《测试学》三门课，但给我的教学和科研都带了巨大的影响。在教学中，我一想走捷径，就会浮现藤野先生的影子；在科研中，我一撰写论文和申报书，就联想到在老家裁缝手里有形，而在杨老师手里无形的“戒尺”。

 

在教学上，杨老师的授课方式，给我的教学生涯打出了一个标准的模板。大家都知道，教学的投入，不显山，不露水。付出多少，只有自己清楚。有些老师认为，博导上课，就是把平时的思考分享给学生即可。其实不然，台上60分钟，需要台下10年功。从教学课件的准备、背景知识的梳理、到整体论述体系的架构和临场讲解时学生反馈的观察等，都需要付出自己的努力。杨老师给我们上课时，已近70岁高龄，还兼任有不少学术和行政职务，但对于教学，他从未调课和停课。每次上课，从头到尾使用全英文讲解，每次都有上百张的PPT。在课余聊天时，杨老师告诫我们：上课是高校教师的基本功，是老师赖以生存的“饭碗”。科研是艺术，是锦上添花之事。一位年轻教师，一定要在五年内，过了教学关，才端稳了自己的“饭碗”。否则，就谈不上以后的学术成长。此外，杨老师还告诫我们：外语教学虽然有很多重复课，但学术发展日新月异，一定要添加最新的元素。我现在无论是给本科生，还是硕士或博士生，全部都是模仿杨老师的上课方式。每门课，无论之前上过多少遍，都会认真重新备课。我得承认，有时太累，太困，偷懒之意会随时跳出来。“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我都会想到鲁迅的藤野先生，会想到杨老师的教诲，再苦再累，都要摆脱“想偷懒”的想法，振作精神，认真备课。可以说，杨老师为我打出来的教学标准模版，如同鲁迅的藤野先生照片一样，仍然时刻警示着我。目前，我博士毕业已近20年，每门课也讲了快20遍之多，但我的教学内容仍然是“常讲常新”。如果说，我在教学上取得的一点小成绩，也对得起了自己的付出。这都要感谢杨老师当年的言传身教，感谢他在我心目中树立起来的藤野先生形象，感谢他给我教学打制的标准模板。

 

在科研上，杨老师手把手教会了我科研的规范和流程。从杨老师那里学得的规范和流程，就像我父母乡下裁缝的戒尺，时刻悬在空中，时刻准备敲打想不按规范操作或想走捷径的手。比如：杨老师开设的《语言学原著选读》，所有的读书报告，他都会把我叫到徐汇上院的办公室进行面授。我记得，我撰写每位语言学家的读书笔记往往都多达50多页。每周的面授，他都会事先打印好，并用铅笔做出很多笔记。因为我平时比较毛躁，常常忘记第三人称单数的-s。如果是我当年的外籍教师，就会笑着说“Stephen，‘-s’！”。而杨老师会很严厉的训斥：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人，不应该，也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因为我常年从事英译汉，我的英文无形中带有明显的汉语痕迹。杨老师会逐句挑出来，提出更好的修改方法，让我仔细品味我的表达与他推荐表达之间的差异。自毕业后，无论说口语，还是写英语论文，我都会严格检查每一句的主谓一致、每一句的时态、句法和搭配等，绝不心存侥幸。对于参考文献的标注，杨老师也有严苛的规定：文内的夹注和文后的参考文献，在写作过程中就应该全部按出版要求编写好。论文写完，即达到出版要求。千万不要等到论文写完了，再专门花费几天的时间整理参考文献。专门花时间整理，不符合论文撰写的规范和流程，会在无形中增加很多重复劳动，浪费很多时间。我现自己写论文和指导学生写论文，也严格按照这一标准实施：论文写完，即达到出版要求。语言和参考文献不再做任何修改。

 

如果说，我在发表论文和申报课题上取得了一点成绩，都要归功于杨老师时时刻刻准备敲打我的“戒尺”。我心中如果没有这样一把“戒尺”，按我读博前的效率，估计我发表论文数量只有现在的一半。完成的申报书，估计一半都不到。

 

问：您有什么想对学弟学妹说的话或者是对学院的祝福吗？对学院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待或者建议？

倪：母院强，则学生强；学生强，母院则更强。今天，我以母院为荣；明天，母院以我为荣。